时隔6年，《永乐大典》又有新零册面世。
7月7日，两册《永乐大典》在法国巴黎Beaussant Lefèvre拍卖行举拍，一位中国藏家以640万欧元拍得，加上佣金最终成交价为812.8万欧元。据其介绍，她是受中国内地买家委托，专程赶来竞拍。
每一次有《永乐大典》新零册出现，都会引发举世瞩目。上一次出现是2014年，在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过一册两卷。
《永乐大典》有永乐正本、嘉靖副本两部，永乐正本至今未见，传世的都是嘉靖副本，每本新发现的零册都是孤本。全书11095册，经历400余年动荡，仅剩约400余册，不及原书百分之四。
数十年来，中国收集整理散落的《永乐大典》，并向全世界发出倡议，通过仿真影印，让大典为更广泛的世人所见。迄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影印完成海内外所见《永乐大典》的56%零册。
新出现的两本《永乐大典》，分别为卷2268-2269“湖”字册、卷7391-7392“丧”字册。 两册均为此前未见，与国图藏本编号相连
巴黎拍卖行这两册《永乐大典》甫一露面，就引发了国内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关注。
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发布的文章《新出现的两册<永乐大典>趣闻》介绍，他今年6月底从英国朋友处得知这两册《永乐大典》即将竞拍的消息，根据图片和相关文献对照，这两册为卷2268，2269“模”字韵“湖”字册和卷7391，7392“阳”字韵“丧”字册，都是此前未见的。
他根据多个证据判断了这两册大典的真实性。如栏线、版框、鱼尾连线之针眼，书笺、方签（卷签）的制式与粘贴，每书卷段前护叶、后叶被剪裁的痕迹，以及文中提到的挖补“贴黄”等，并从字体、纸张、内容、装潢等要素分析，确定为明嘉靖《永乐大典》写本零种，为新出现，国內外各馆无藏，这几个现象也是鉴定明内府写绘本的重要方法。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与同事也关注了这两本零册。从公布的图片来看，她认为这两册的特征与嘉靖本一致。他们对照存世《永乐大典》的目录，发现这两册也与目录中记载的已有零册不同，确实是新出现的，真实性基本可以确证。另外，这两册与国图馆藏的“湖”和“丧”字册也可以相连，很有意义。
翁连溪进一步发现，这本“湖”字册的出现，使得现在全球发现的“湖”字卷全部相连（2260-2283），实属难得。新发现的“丧”字册（卷7391-7392）也与大英图书馆藏的“丧”字册（卷7389-7390）相连。
他向拍卖公司询问出处，藏家称这两册《永乐大典》乃家传，他们祖上有一位法国海军，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基本确定来源有一定可信度。
“此物乃古籍中之白眉，收藏家梦寐以求，经眼手触都深感荣幸，定要争取回国。”翁连溪称，“遂与著名藏家金先生联系。因先生资金雄厚且对古籍至爱，又乐于公事……电话与先生沟通后他欣然接受并开始筹备，万事俱备只看运气了。”
新出现的两本《永乐大典》（卷2268-2269、卷7391-7392）内页。图/
国家图书馆期待新零册纳入影印
对于法国新发现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表示密切关注这一信息，并将持续跟踪。
“很高兴获知这两册《永乐大典》被国内文献收藏家拍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殷梦霞告诉新京报记者，非常期待有机会得到收藏者的支持与慨允，将这两册大典纳入我们仿真影印出版系列，化身千百，传之久远，广为利用。
国家图书馆是《永乐大典》收藏的重镇，是世界上最大的《永乐大典》收藏机构，一共收藏有400余册中的224册，其中有62册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数十年来，国家图书馆一直以多种方式发现和保护这部旷世大典。保护分为原生性和再生性保护两种形式，原生性保护指的是对文献的修复，再生性保护以影印出版为主。影印工作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
2002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呼吁世界各地的机构拿出大典底本，集中影印出版。“这是造福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大事，”任继愈当时提出倡议，“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慨允借用《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制版之用，用后归还，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外一些有识之士、学术研究机构就陆续将所藏《永乐大典》影印出版。
例如，1916年张元济先生将所藏《永乐大典》一册（卷485—486）影印出版，1926年傅增湘先生影印出版了卷2610—2611一册。1949年后，中华书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影印出版200余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永乐大典》仿真影印与此前影印版本不同。所谓仿真影印，是指从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全仿嘉靖副本，精工制作，几可乱真。因为《永乐大典》除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外，其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也不可估量，采取一般缩印方式，很难充分体现其风采，也难以完整保存和全面传达数百年沧桑巨变在原书上留下的信息。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本世纪初启动大典仿真影印以来，到2004年已经完成中国大陆所藏全部163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并2014年再次影印出版了新发现的一册。目前，累计仿真影印出版海内外233册，约占现存总量的56%。
2013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三册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出版。这是首批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大典藏本，殷梦霞作为责任编辑参与了此次出版工作，她回忆，除了客观上时空距离带来的困难外，海外藏《永乐大典》出版在文献寻访、授权取得、数据获取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并不比出版其他图书更多。
“相反，由于《永乐大典》本身巨大的影响力，以及海外图书馆界、文献收藏机构更为显著的开放与服务意识，这项工作得到了许多机构和个人的帮助，令我们非常感动，并铭记于心。”殷梦霞说。
据初步统计，目前尚未仿真影印出版的共计186册（另1页。对于尚未出版的《永乐大典》后续工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对实现任继愈先生的心愿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一直在积极沟通联系推进，希望用3至5年时间，争取完成全部已知存世的400余册《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已出版目录。寻找遗失的大典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由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3000多人参与，历时4年，于永乐六年（1408）修成。
这是一本大型类书，是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总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其中成段或全书采录的文献，能够一字不改，保存古籍原貌。任继愈评价其为“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即“永乐正本”，存放于南京文渊阁。朱棣迁都北京后不久，《永乐大典》被运往北京，放置在紫禁城文渊阁。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命人另外抄录了一部《永乐大典》，被称为“嘉靖副本”，放入当时新建成的皇史宬之中。正本的下落虽有种种猜测，但至今未见，如今所谈的《永乐大典》都是指嘉靖副本。
清乾隆间修纂《四库全书》时，曾对《大典》作过清点，当时已缺2000余卷，尚存十分之九，大体完备，清朝修《四库全书》《全唐文》等都利用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惨遭厄运，绝大部分被焚毁，幸存少数，也遭侵略军糟蹋、抢夺。
1949年后，国家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此后，收藏家周叔弢、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纷纷捐赠了所藏的大典。
传世至今的嘉靖副本残卷约400余册800余卷，不及原书的百分之四。近40年来，国家图书馆两度在民间征集到宝贵的大典零册。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卷3518、3519“门”字号）。此册发现时书的天头地脚部分已被裁去。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此册内容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对受损部位进行了复原。
2007年11月22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专家组赴华东督导并核查古籍善本，陈红彦当时担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她回忆，当时在上海的核查中，专家遇到加拿大籍华人袁葰文女士，袁葰文将手中藏的一册《永乐大典》带回了国内。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4次鉴定，认定其为《永乐大典》嘉靖本的零册，且尚保存明代包背旧装，前后书衣完整，品相良好。
此册为“模”字韵“湖”字册，与国家图书馆原藏两“湖”字单册恰好前后相连。袁葰文将这本大典转让给国图，于2013年10月入藏，是目前入藏国家图书馆最晚的一册。
每一次有新的大典零册出现，都是轰动性的事件。
2014年8月，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过一册两卷《永乐大典》，包括第10270卷《教世子》和第102071卷《文王世子篇》两卷。陈红彦记得当时汉庭顿图书馆拿不准，还请她正在美国访学的同事刘波前去鉴别，也有美国图书馆界朋友发来照片请她鉴定。
“所以特别期待民间还有新的发现，哪怕是增加一册著录。”陈红彦说，即便是现存仅有四百余册，在其中也不断发现了新的信息，现存残卷每一册都可以说是一座资料宝库。
那些流散在海外的机构和个人藏本，陈红彦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国，这需要国家规划，以及相关法理研究。“散在世界的大典就像一家人，还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团圆。”她说。
2018年9月，“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展示的国图所藏“湖”字册。 从大典版本复原消失的古籍
2018年9月，国家图书馆举办“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展览的重磅内容是国图藏《永乐大典》224册中的12册。
记者当时看到的《永乐大典》，历经400余年至今保存状况良好，文字墨色清晰，几乎无褪色。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杨印民说，《永乐大典》的制作运用了很高的技术，纸张是桑树皮和楮树皮为原料制成的白棉纸，纸质莹白柔韧。使用的徽墨用特殊制法制成，墨色莹润，粲然悦目，历经几百年仍然光洁。
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在个人公众号文章中，对在巴黎拍卖的两册《永乐大典》进行了初步分析。他高度肯定了卷2268-2269“湖”字册的史料价值，透过几张零星的图片可以看出，这两卷从头到尾列举的条目都是各种湖泊。
他认为，这一册的重要性在于，基本上每个条目下引述的都是宋元古方志，最晚也是明初方志，也有宋元的地理总志。通过《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宋元文献，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早最大的一宗新史料大发现，而宋元古方志留存下来的为数寥寥，通过《永乐大典》来辑录这些古方志，就成为人们利用这些地域史料最重要的途径。
“基本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古方志史料，满满两卷一大巨册，骤然现身于世间。这些足以帮助我们认识更多这个世界旧日的地理面貌，而大多都是过去清朝四库馆臣没顾得上辑录的，像我这样的历史地理学人，真可谓喜何如之！”辛德勇写道。
《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八开篇“巢湖”条目下引述大段《合肥志》。辛德勇发现，卷二千二百六十八开篇就在“巢湖”条目下引述一大段《合肥志》。这《合肥志》，据张国淦先生《中国古方志考》的考述，应是宋人刘浩然的十卷本合肥古志，曾见于《宋史·艺文志》着录，乃修纂于嘉定六年以后。过去张国淦先生曾有过辑佚本，从当时所见《永乐大典》中辑出佚文五条，其中当然不会包括这部分内容。今中华书局所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则仅辑有一条，短短一十四字。一对比，这本《永乐大典》的史料价值就很清楚地凸显出来。
由于《永乐大典》汇集了古代至明初七八千种典籍，其中很多古籍现在已经不存，《永乐大典》相当于将这些书籍保存了下来，今人还能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这些消失的古籍。“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陈红彦说。
殷梦霞说，如今全球数百余机构和个人收藏了仿真影印版《永乐大典》，并对这批珍贵的文献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利用，切实推进了学术的发展。
而《永乐大典》的文献价值，还有另一些意想不到的意义。
例如，国家典籍博物馆大门的设计，就来自于1983年山东发现的卷3518-3519“门”字册。这一册中不仅有文字记载，留下了大量古代门的图案。国家典籍博物馆当时请铜雕大师朱炳仁设计大门，朱炳仁从其中的“凌花双龟背图”中获得灵感，提取出凌花元素，重新解构组合，设计了今天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