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说过一句话：历史有时候像一面模糊的铜镜。确实，铜会氧化生锈，镜面也会变得模糊。而每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时刻擦拭历史的铜镜，保持镜面的光洁，让它永远照清过去，照亮未来。
因为生活在南京、工作在南京，所以多次去过位于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可以说每一次去，心灵都受到了震撼；每一次去，都仿佛听到30万同胞的亡灵在痛苦地呻吟和绝望地呼喊。
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无法想象日本军人为什么如此凶残？日本军人大屠杀用的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手段。他们用机枪扫，用刺刀捅，用军刀劈，甚至有下级军官还开展了“百人斩”的杀人比赛。 战后有人问日本人，为什么你们的士兵在中国南京会犯下如此野蛮残暴的罪行？他们的回答是，当年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基本上被海军、空军招走了，而文化程度低的年轻人基本上就参加了陆军，而在中国战场上主要是日本的陆军部队。
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灌输下，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已经完全成了战争的机器，他们为了占领别的国家，已经变得十分亢奋发狂，上上下下都成了嗜血如狂的野兽。
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今天，我们再来认真反思这场世界大战，会感觉到对日本当时的角色定位并不太准确。通常的历史书是这样描述的：“1939年9月，德国发动了对波兰的闪电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指针向前推，就会看到1931年9月18日深夜，发生了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9.18事变”，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而此时欧洲还没有发生战事，远在欧洲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铁杆骨干以及小喽啰们还没有上台执政。
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率先挑起了战争，日本是始作俑者，是战争的元凶。之所以人们把希特勒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要元凶，主要是我们的历史观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如果站在东方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说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挑起世界大战的元凶应该是日本。
战后由于美国的庇护，日本裕仁天皇躲过了战犯追责，而日本的甲级战犯岸信介居然在后来当上了日本首相，这些都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埋下了祸根。
虽然1947年5月3日战败后的日本确立了第一部新宪法，彻底否定了明治维新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废除了天皇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把和平主义奉为宗旨，因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战后日本的历代首相都试图修改这部和平宪法。安倍晋三上台以后，也把修宪当成自己执政的终极目标。执政八年，多次试图修宪没有获得成功。
日本主要是要修改这部和平宪法中的第九条。在第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有这样的表述：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人后写了一本书《菊与刀》，以“菊与刀”代表日本人的双重矛盾性格。“菊”意味着爱美、尚礼；“刀”意味着好斗、尚武。所以对日本这个国家，既要坚持着一衣带水友好相处的和平愿望，同时，也要保持着对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
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第八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加懂得“珍爱和平”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