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先生在南京秦淮区逸仙桥附近经营一家洗车行。因为缺工,春节后,整个车行的清洗、维修活儿全落在他和一名66岁的老工人身上。

  “去年车行还有3名工人,春节前两个年轻的走了就没回来。”邵先生无奈地说,节后一直在招工,但现在工人太难招,3月初来了一位,干了三个星期就离职了,嫌每月4000元的工资太低。“洗车本就微利,哪里开得出更高的工资啊!”邵先生说,幸亏前几年入手了一台自动化洗车设备,如果现在还像以前那样纯靠人工,洗车店根本开不下去。如今,南京主城也很少能见到一群年轻人围着洗车的场景。

  洗车行招工难,只是整个城市服务业缺工的缩影。南京很多餐饮饭店、商场超市、家政物业等单位门口常年挂着招工广告。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上一家快捷酒店,节后需要招收5名服务员,至今只招到3人,其间还有2人离职。店长说,现在酒店服务员的工作普遍采取标准化模式,对房间清理步骤、服务程序、礼貌用语等都有严格要求,并与工资挂钩,一些服务员觉得不自由就离职。每年春节后都是缺工期,但到4月会有一些工人回潮,尤其是那些没能找到更好工作的人会来求职,但今年回潮工人也少了。

  相对于服务业,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招工更难。常年为制造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苏州文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华伟说,制造业缺工现象好多年前就存在,主要集中在传统代工企业。企业靠订单生存,有订单时大量招工,没订单就解散工人,因为用工不稳定也就难以留住员工。虽然一些企业加快机器换人步伐,但在行业发展形势不太明朗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会在招工和转型升级间进行权衡。如果订单稳定或预期良好,企业机器换人步伐会更快一些,如果订单减少,老板在技术改造时就会保守一些。毕竟产业升级投入不菲,一套自动化设备往往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

  为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问题,带领企业奔赴劳务集中地举办招聘会,建立对口劳务基地成为各级就业主管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今年春节以来,省和13个设区市举办各种招聘会近2000场。4月本应是用工稳定期,但南京、南通等地的就业主管部门仍带领企业频频外出招工、寻找就业合作伙伴。

  有人就此推论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称,2018年中国人口保持正增长,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中国人口红利仍然存在。那么,增长的就业去哪里了?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新经济、新产业,传统劳务输出地就业吸纳能力增强等,都在分流着农民工。

  3月初,23岁的李勇告别昆山一家电子厂操作工的岗位,来南京当上快递员。他所在的电子厂有1000名员工,去年有1/3离职,有的去开滴滴,有的送外卖,很多人都加入平台经济。“相比简单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快递工作时间自由,每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关键是,快递员收入差不多是流水线操作工的两倍。”李勇说。

  不过,平台经济也存在缺工现象。常州科瑞尔外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冬告诉记者,不少网约车、外卖等平台公司委托他们招工。“这些平台工作按单计收,多劳多得,但不给员工缴纳保险,人员自由度大,流动也大,不停招工不停走人。”

  在南京江宁做了8年送货工,在夫子庙一带送了两年外卖后,山东单县的袁劲昌和妻子去年底在南京二十七中对面租下一个店面,冬天卖羊肉汤,其它季节卖煎饼。袁劲昌说,外卖挣得不少,但是每天等着派单抢单,骑着电动车日晒雨淋,很辛苦。“自己开个店,好好经营,心里更踏实。”

  “‘心里踏实’,正是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就业心态。”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章莉教授说,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但年轻劳动力相对短缺是个不争的事实。劳动者就业选择的空间更大,环境不佳、发展空间小、稳定性差的工作,自然没有吸引力。多年来,很多企业习惯了对农民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一旦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离职是早晚的事。劳动力成为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只有把农民工当成宝贵资源,改善劳动待遇,提供必要保障,让农民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企业才能留住农民工。

  事实上,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些企业缺工现象并不严重。苏州中达电子拥有1.5万名操作工,每年春节后员工复工率超过九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任大萍表示,公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员工凝聚力。同时在加快机器换人步伐中,公司还为有技术学习需求的员工举办免费培训,培训后的工人收入增加,企业用工也得到了满足。

  本报记者 黄红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