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安全的话题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不管是谁,以什么样的身份,在介入某件事情时都要找到证据,核实事实。比如,认为募集的资金未给到女儿治病而是给了儿子,就没有核实清楚。”5月29日,在中国民间受虐儿童服务研讨会会后,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创始人张雯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谈及“王凤雅之死”事件时表示,“如果(该事件)能推动做公益的人用更谨慎更认真的态度展开救援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对公益圈和公益人是“一件好事”。

5月29日,中国民间受虐儿童服务研讨会在京召开。澎湃记者廖瑾 图5月29日,中国民间受虐儿童服务研讨会在京召开。澎湃记者廖瑾 图

  在谈到民间救援过程中为何会产生把好事办坏的现象,张雯坦言,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全部事实,也无法评价,但她注意到,目前中国慈善公益行业的规范较为欠缺,虽然有《慈善法》规范行业行为,但是大多较为笼统,对于救援过程公开并未有很系统详细的要求。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上升,但专业的救助“比较少”

  儿童虐待,包括暴力伤害、精神虐待和性虐待等。近年来频频曝出的“12岁小妈妈”、“南京女童遭猥亵”、“江苏刘老师,媲美欣”等儿童遭受性侵和伤害的事情,刺痛大众神经,这些受害者也成为张雯着重关注的群体。

  据最高检5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其中在提起公诉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性侵害和伤害案件占据较大比例。在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组织卖淫等性侵害案件比例较大,不少地方达60%多。

  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在上升,未成年人性侵害比例大,但张雯在5月29日召开的研讨会却指出,在网上搜索儿童虐待时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个案,或者一些团队做的倡导工作,“但是真正专业的救助、辅导、关怀当事人或者提供庇护等切实服务的(组织机构)是比较少的”。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服务部主任李涵在工作中也看到,当前在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服务中有缺少全面系统的政策,缺少儿童友好的硬件设施,从业人员理念、方法不一致,专门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

  “比如去医院,谁考虑隐私?带未成年到医院检查,医院是开放的,(穿)警服(的警察带着)一个女孩到妇科检验,还得排队。没有绿色通道,就得公开暴露自己,这实际上没有对她(受害者)友好。”李涵举例。

  然而,专业的救助服务对于受到性侵的儿童来讲却可能是一根“救命稻草”。从受虐儿童救助项目启动,张雯和基金会5年时间接待救助了30余名遭受过性侵或伤害的儿童,她看到:“一个未成年人,他(她)在遭受性侵犯的时候和之后的后果是超出常人想象的。孩子对世界、对自己、对身体、对情感的感受完全被扭曲、被破坏,修复起来是一生的事情。”这也呼吁一个更完善、系统、周到、友好的救助服务系统的完善和建立。

  专家建议建立和完善责任通报制度

  如今,青少年性侵或伤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此前,疑因年幼时遭补习班名师诱奸,台湾地区27岁女作家林奕含的自杀事件引发各界热议;而多年前大洋彼岸的美国则发生了震惊全球的“色魔医生数年间性侵犯103名儿童471次”的骇闻。

  研讨会现场,现任社团法人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CCSA)秘书长洪锦芳指出,建立责任通报制度比较重要,保育人员、学校老师、警察、司法人员、村干事及其他执行儿童及少年福利业务人员等,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通报。

  美国司法部驻北京大使馆的法律顾问胡倚婷介绍,美国强制性报告相关法律也适用于所有和儿童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包括社区中心、在家里实施服务的提供商等。

  另外,在儿童性虐待调查中,胡倚婷强调进行儿童法证询问也相当重要。询问不仅要求由需要专业的、接受过培训的人士进行,甚至对询问环境也有考虑,细节到一个软沙发的布置,一面双向镜的摆放。

  “镜子一面面向法证询问实施的房间,另外一面面向的是可以观察法证询问过程的房间,由观察员坐在房间观察。观察员可以看到孩子,孩子看不到观察员。法证询问的内容要进行录音、录像。还要给儿童提供零食、水、果汁。”胡倚婷在介绍的同时也提醒,询问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儿童诚实,所以在进行法证询问之前需要告知儿童将被观察。